醉花阴 发表于 2016-5-26 16:43

跨越晚清到民国的“廖三家”

本帖最后由 醉花阴 于 2016-5-26 16:48 编辑

从晚清到民国期间,廖临轩、廖石庵、廖复初祖孙三代在应城经营“廖信记”、“廖爱记”、“廖利记”膏盐矿业,人们习称“廖三家”。廖氏祖孙三代三个商号,一业相传,跨越大半个世纪,对应城膏盐矿业影响较大。

廖氏是随县(今随州市)环潭廖家寨人。廖家寨族长为廖临轩之父,人称“廖老太爷”,是廖家寨一方“土皇帝”,也是一个虔诚天主教徒。老太爷长子廖临轩生于1855年,少时熟读《四书》、《五经》,却秀才不第;20多岁时,也笃信天主教,成了传教士捧经者。1882年,廖临轩随天主教意大利籍康神甫来应城,住在卧虎岗坝子上(位于今城北街办红堂村)传教。一个偶然,廖临轩依仗洋人帮徐姓峒商打赢官司,徐氏在人胜矿不胜的窘迫中,答应将封峒蓄卤的“惠然井”以12000串卖给廖临轩。当临轩将此情告知家中堂兄弟时,引起强烈争议,其堂兄弟都持反对意见;这时,临轩妻子毛氏则全力支持丈夫。这毛氏是毛家老湾地主的独生女,在家读过一些诗文,知书达礼,处事颇有见地。她对着众人,落地有声地说:“你们怕亏了,我不怕!真要亏了,就用我毛姓田产来抵,不损廖家祖业!”毛氏帮助临轩携资到应城买下“惠然井”,开始廖家膏盐业经营路。

廖临轩花巨资买下“惠然井”,又出钱修建盐棚厂房。因信奉天主教和康神甫的关系,也因帮徐家打官司缘分,廖临轩在坝子上很快得到徐姓等人支持,也迅速发展一些教徒。为此,他又花钱在坝子上建筑一栋三间平房(即应城坝子上“红堂”天主教堂),专供传教士传教。廖临轩就住在坝子上“惠然井”盐厂,并立商号“廖信记”,主持汲卤熬盐。

“惠然井”盐峒卤水特别浓,熬出来的盐既纯白又高产,盐价高,销路好,盈利颇丰。这既有机遇,也有管事陈子亭所起重要作用。廖临轩采取“以厂养厂,母鸡下蛋”办法,以“惠然井”盐峒所赚钱作资本,请人在坝子上新开“三斗丘”、“五斗丘”、“东堰角”、“余家山”、“景家桥”5对峒。廖临轩大发其财,从1882年到1920年,在近40年时间里,廖家田产从原来700石增加到1000石;在廖家寨建天主教堂一座,能容教徒500人做弥撒;在武昌城后补街购置三间两进瓦房一栋。廖临轩膝下有5子,其中三子、四子幼年即逝,长子、五子中年夭亡。1919年,他年近7旬,自感心力不济,便将二子石庵召到应城承继其业;他和妻子毛氏就住进武昌后补街。廖临轩于1924年病逝。

廖石庵生于1888年。少时上过随县学堂。因兄弟相继去世,他20岁成家后,就在廖家寨协助其母毛氏掌管和料理田产祖业。时至1919年,他刚过而立之年,就奉父命来到应城,承接父亲开创的“廖信记”全部膏盐产业。除“惠然井”盐峒继续熬盐外,廖石庵又将“三斗丘”、“五斗丘”、“东堰角”3对膏峒封峒浸水,汲卤熬盐;因“余家山”、“景家桥”两对峒膏层厚、膏质好,继续采膏,并在应城湾上和汉口硚口设置膏号,转运和自销石膏。1920年到1930年,也就是石庵接手后头10年,应城膏盐两业均处于兴盛时期,“廖信记”膏峒盐棚收入均好。与此同时,石庵开始筹建“廖爱记”新业。他选择丁家岗附近赵家上塝,采用从地面斜着打下去的办法,称做“百步三丈峒”(即前行一百步就有三丈深),到10丈深就可见膏层,到50丈深就有好几层,峒开成后,定商号为“廖爱记上栈”;一年后,他又在赵家下塝开一对峒,定商号为“廖爱记下栈”。1925年,他在汉口结识汉阳铁厂某老板。这位老板为销售生铁,派技术员到应城膏盐峒上安装熬盐的钢管和铁锅。借此机会,石庵投资在城关北门外买下吴姓一栋坐西朝东的平房并扩建,前后共有5重,前沿街心后临河边,沿街门面营业,二、三重堆货,四、五重后院作生产铁锅场地,定商号为“廖永盛”。“廖永盛”于1926年正式开张,铺面销铁锅、瓷器,后院作坊雇请铁匠师傅打铁锅,生意兴旺,直到1938年应城沦陷后停业。1936年,石庵又在城关北门外开杂货铺“鸿顺永”,经营海带、银鱼、油糖酱醋、水烟等杂货,兼设糕饼房,自制各种糕点酱品,这些为峒上伙房和工人所必需,日销量很大。石庵还利用其父临轩在武昌后补街购置的房产,开设“永盛”印刷馆,为教会承印“圣经”、“教义”等书籍,经营时间达5年。

廖石庵的管事张方城是其姨侄,20多岁时即在环潭镇从商。1942年,石庵妻子李氏由廖家寨来应城“内助”石庵,带来张方城。方城来应不久,就与应城商界、政界等方面头面人物结交甚好。应城沦陷后,石庵离开应城,廖家膏盐矿业由方城主持。他与日伪县长周明钦、伪警察局长刘文彬等相处极好,特别和刘文彬有“金兰”之交。他多方周旋,把“廖信记”膏盐峒厂归入周明钦主办的盐业公司制盐总厂,使之在日伪时期未被日军烧毁,并保持生产。在日伪对食盐严加封锁时期,他也私下给新四军送些盐和“抗日乐捐”款。他在“廖信记”、“廖爱记”当管事、总管事达20年,一直“尽忠尽职”,按额定工资收入养家糊口,所赚钱全部送交石庵妻子李氏收讫;直到1943年石庵去世后,他才挖走“廖信记”资财。1945年日军投降后,方城脱离廖家另立门户,在西山开办盐厂,在城关北门外开设“大公绸缎铺”。

廖石庵去世后,留下膏峒5对、盐厂4座,在应城城关有3处房产,在武汉有两处房产,店铺2个,天主教堂2座;在随县有良田5000多亩,估计总资产在1000万元以上。廖石庵有4子2女,在购得汉口岳飞街11号楼房后,他便携带妻儿常住此处。其妻李氏是一位擅长社交的女性,住进岳飞街后不久,便与住同一街的汉口地皮大王刘强的哥嫂相识,且过从甚密。随后,刘强哥嫂纳石庵长子廖仲琴为婿。廖仲琴曾出任日伪应城膏盐公司总务科长,经收廖家膏盐业盈利;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赴法国。

廖复初是廖临轩长门长孙,石庵的亲侄,生于1908年,其父廖海门中年去世。复初幼时在廖家寨读私塾,后进随县初中和武昌文昌中学就读。1924年,因祖父临轩在武昌病故,祖母毛氏返回廖家寨;刚过20岁,祖母就叫复初来应城,襄理二叔石庵经营膏盐矿业。到应城不几年,复初就以“廖信记”、“廖爱记”大少爷和老板身份,先后出任应城膏盐公会执委和石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与“陈元记”陈愚安、“德余堂”杨友吾、“蒋富记”蒋继先,并称应城峒商“四大少”。

应城沦陷后,复初回到廖家寨,伴随祖母毛氏料理田产。这位毛氏是位很有胆识女性,从年轻时大胆支持丈夫到应城买峒,到战乱时已年逾9旬,丈夫已去世20余载,她都能将廖家产业和家务掌管得井井有条。抗战中,廖家寨是国民党第五战区辖地,坚持抗日的127师师长陈离就住廖家。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也常在廖家寨子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战,廖家也在共产党统战政策感召下,支持和参加一些抗日活动。1940年,毛氏和复初就支持在应的“廖信记”盐厂,一次送交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食盐5000公斤,另一次送交应城抗日民主政府日币1万元。1945年冬,王震将军率领中原军区2纵359旅,继攻克枣阳后,撤回随县洛阳店、环潭休整时,已是无米举炊。这时,鄂豫边区鄂北专署专员李实来到廖家寨,找毛氏求援几万斤粮食。毛氏闻听李实专员说明来意,把一大串钥匙往桌上一放,大声道:“专员,你们共产党作得对,新四军打得好,只要老百姓过上太平日子,几万斤粮食算得什么?”接着对侍女道:“喊管家来,马上开仓,给新四军送粮。回头开筵,为专员和贵客洗尘!”抗战胜利后,廖复初重返应城,继承和主持全部产业,首先将“廖信记”在坝子上的5对膏峒,从日伪膏盐公司制盐总厂清理和接收过来,自主经营,月产盐3万多斤,并于1946年春选地开凿“福利井”膏峒,半年时间打成,立商号为“廖利记”。至此,廖复初才真正开始经营自己的膏盐矿业。

廖复初作为“廖利记”老板,偶尔也到峒上看看。年老时忆及峒下情景,深感愧疚,他说:“以前认为廖家的兴盛是一家三代苦心经营的结果,却不知廖家的资产浸透了矿工的血汗,是无数矿工付出极其艰苦的非人的劳动甚至生命换来的。”1947年,“廖利记”膏峒停产,复初只得封峒蓄水;随后,将“廖信记”、“廖爱记”、“廖利记”所有6座盐厂,分别交谢子进、杨国威、张明哲等管事全权经营。他自己住进“鸿顺永”杂货铺悉心经营杂货业,盈利可观。这时,廖复初作为“鸿顺永”杂货铺老板,跻身于应城商界,并被推举为县商会会长,并于1947年10月以商会代表,当选应城县参议会参议员。1949年3月应城解放,廖复初与其它私营老板一样,停业观望。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廖三家”“6座盐厂,在矿区人民政府组织领导下,相继恢复取卤熬盐。“鸿顺永”杂货铺也在城关继续营业。结束应城土法熬盐历史后,廖家盐厂于1952年初自行倒闭。“鸿顺永”杂货铺于1955年实行公私合营。“廖三家”从此汇入历史洪流中……

(真言/整理)


随天随地 发表于 2016-6-8 17:30

随州名门大户,应城商界翘楚!

lyt 发表于 2016-6-23 19:14

文章中的几位人物链接
廖仲琴(1919— ),随县澴潭镇人,出生于武昌。国立上海震旦大学法律系毕业,法国巴黎大学国际公法博士。台湾当局“外交部”非洲司副司长,“驻中非共和国大使馆”大使,国际关系研究所主任秘书。去台湾后担任过蒋介石的法文秘书。(蒋介石)
陈 离(1892-1977年)四川安岳人,字显焯,号静珊。四川陆军军官学堂第三期炮兵科毕业。

1915年毕业于四川陆军军官学堂,历任陈离
陈离
排、连长。在四川军阀混战中,不断升迁,到1925年升任邓锡侯部旅长,率4个团驻防广汉、新都两县。1927年开始接纳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改造旧部,建设防区。1930年10月,部队发生兵变,受到处分。但仍然营救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1934年与中共恢复关系,协助建立川东地区情报网。红军长征时,帮助萧克率领的红军顺利通过川境。1937年任一二七师师长,跟随邓锡侯总司令出川抗日。到达太原后,与八路军太原办事处长彭雪枫接上关系,密切合作。1938年,在滕县与日军作战中右腿负重伤。次年以武器弹药支援新四军李先念部队,事泄,于1940年调回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并免去军职。1943年9月任四川防空副司令,次年任成都市市长。1946年因拒绝执行省主席张群查封《华西晚报》命令被免职。1947年6月任泸州行政督察专员。1949年1月又被撤职,回到川西农村,做川军策反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加入民革,任民革中央委员、人大代表、湖北省副省长、中央农林部副部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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