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推荐122——《黄袍定律：为什么是他坐天下》：暴民都是逼出来的？

随州新华书店

[摘要]农民起义军是因饥寒交迫才走上“犯法 ”道路的，是在统治者破坏天理的情况下自己来主持天理的。他们针对残暴统治的反抗是正义的，但动机的正义并不保证过程的正义。

《黄袍定律：为什么是他坐天下》，宋燕 著

本文摘自《黄袍定律：为什么是他坐天下》，宋燕 著，九州出版社，2015年4月。

人民并不是没有方法“震慑 ”当权者，他们的方法除了找代表者哭诉外，还有就是“动乱 ”。当人们被压榨到底的时候，总是会有脾气暴的一小撮儿人铤而走险，“聚众作乱 ”。历朝历代，除了政治特别清明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局部地区。各代当权者对付这样的情况一般都是胡萝卜加大棒：先是镇压，平定之后，政策不妥的改政策，官吏不称职的换官吏，这样危机都会解决 —— 毕竟只有朝廷才有唯一强大的武装力量，一般小民是难以抗衡的 —— 不会发展成亡国灭族的大危机。

但是，这也取决于权力核心的个人意愿。当权力核心不肯承认有危机发生时，人民群众这唯一的发声方式，也就无用了。

王莽的新朝即将灭亡的时候，民变蜂起，除了首都，几乎遍地是变民军，地方政府已对局势失去控制。而当王莽派出查案的大司马回到首都，向王莽汇报真实的所见所闻时，王莽却大为光火，将他逮捕下狱，说他“欺骗政府 ”。当地方官员上报称变民是因饥寒交迫被逼上梁山时，王莽却下诏说：“因为贫困饥寒犯法为非的，大者当强盗，小者当小偷，不外这两条路。而今乃结谋连党以千百数，是明显的谋反作乱，怎么能扯上饥寒！你们这些官员必须加强逮捕和消灭盗贼，如果有不同心并力，而仍胡说什么饥寒所迫的，立刻抓捕定罪！”当最高权力这样定了调子后，再没人敢反应民变实情， 也就没办法采取真正有效的措施了。

隋朝末年的时候，全国各处都是“盗匪 ”，镇压了一群又起一群，局势渐渐失控。但当杨广询问纳言苏威时，苏威躲避不过告诉他实情：“最近以来，各地奏报的盗贼的事情，都不真实，遂使中央不能做正确判断，因之也不能早日平定。”“东征不必征调军队，只要赦免天下强盗，就会有数十万大军。”这些话委婉地告诉了杨广变民的人数，而杨广听了却大不高兴，跟别人说，“这老东西用盗贼多威胁我，我早就想打他的嘴，只是暂时忍忍 ”。杨广想去东都看新龙舟，将军赵才劝他：“现在盗贼蜂起，政令已不能推行 ”。杨广就将他逮捕，过了十几天才释放。而当奉信郎崔民象上书告知变民遍地时，杨广干脆用刀砍碎了他的面颊，然后将其斩首。

在民众与统治者之间，统治者处在毫无疑问的强势地位，任何一点让步都能换来几倍于付出的稳定，而且也只有统治者有能力决定双方的关系。因此当统治者拒绝让步，封死了与民众对话的所有渠道时，民众就不再有其他的选择了 —— 只有“造反 ”。

……

李自成算是在长征路上走得远的，他攻进了首都北京，可以说只差了一步就能完成改朝换代的历史使命。但有没有更高政治理想的差别也就在这里 —— 是解救天下苍生，还是只想当一把皇帝，考验的时候到了。饥民出身的新官僚在使人眼花缭乱的金银珠宝面前，几乎是一霎时就把最初起义时的精神丧失殆尽。刘宗敏、李过等高级将领竞相闯入大户人家抢夺美女珍宝；士兵没有将领约束，也干起打家劫舍的勾当。军队纪律空前败坏，才几天工夫，北京市民就对新政权极度失望，诅咒这个强盗政权早一点垮台。

农民起义军是因饥寒交迫才走上“犯法 ”道路的，是在统治者破坏天理的情况下自己来主持天理的。他们针对残暴统治的反抗是正义的，但动机的正义并不保证过程的正义。如果没有更高理想的支撑，正义的反抗者很容易就成为社会秩序的更大破坏者，把整个社会拉入丛林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