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鄂侯——安居古城址及羊子山古墓群的考古发现 鄂侯位列商朝的“三公”之一，又是西周的重臣，曾叱咤风云于天下，如何与随县安居“结缘”？湖北简称“鄂”，与古之鄂国，有何关系……一个个历史之谜，在安居古城址及羊子山古墓群的考古发现中，逐步得到答案。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安居古遗址，更证明了这些历史遗迹的珍贵价值。 商代鄂侯的犯颜强谏 鄂侯的知名度不算高，但历代鄂侯的兴衰存亡，却与中国历史上知名度颇高的几个暴君相关。 暴君之一是商纣王。 《史记·殷本纪》载有：“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喜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瞗，辨之疾，并脯鄂侯。” 位极人臣，身为三公，但“伴君如伴虎”，在暴君纣王的身边，这“三公”没有一个能躲过厄运。 九侯有个美丽的女儿，本来想讨好纣王献给了他，但这美女 “不解风情”，与喜欢淫荡的纣王不配合，纣王一怒之下便杀了她；这还不解恨，又把九侯也施以醢刑，剁成肉酱。 而鄂侯呢？为救九侯而犯颜强谏，乃至言辞激烈，结果鄂侯也遭到脯刑，被杀死制成肉干。 一个被剁成肉酱，一个被杀死制成肉干——对国之重臣尚且如此，纣王的残暴可见一斑了。 西伯姬昌闻见此事，暗暗叹息。崇侯虎得知，向纣王告发，纣就把西伯姬昌囚禁在里。西伯姬昌的僚臣闳夭等人，以美女奇物等献给纣王，纣王才释放了西伯姬昌。西伯姬昌从监狱里出来之后，向纣王献出洛水以西的一片土地，随后才能回到了自己的西部封地，并积蓄力量，为其子周武王灭亡商纣打下了基础。 纣之三公，彰显了暴君治下的三种截然不同的处世样板和生存形态。 而商之鄂侯“瞗”的基因，显然被后世鄂侯以另一种悲情的形式所继承。 因为他遇上了另一个暴君——周厉王。 末代鄂侯的悲情宿命 公元前878年至前841年在位的周厉王，是西周第十位国王。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召公谏厉王止谤》的文言文进入了中学教材，使两三千年之后的我们，对其“事迹”有所了解。如，周厉王暴虐无道，听说老百姓对其暴政有怨言，便发怒了，找来卫国的巫师，监视那些指责朝政的人，并将他们杀掉。老百姓都不敢说话了，在路上遇见，只能以眼神示意。这时，周厉王才高兴了起来。而大臣召公劝告他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话及厉王止谤的故事，则流传了下来，成为千古长鸣的警钟。 鄂侯驭方遇上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暴君。 我们从青铜礼器 《噩侯驭方鼎》铭文记载中已得知，周王南征角夷，噩侯驭方亲往祛地恭候迎接，献礼设宴。周王也亲赐驭方很多财物。 但这种君臣融洽的场景，只是一种表面现象。 宋代和1942年在陕西扶凤出土的两件形制、铭文基本相同的青铜器《禹鼎》（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铭文记载：大约在噩侯驭方恭迎周王并受周王赏赐之事后不久，噩国与周王室的关系出现了逆转。噩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叛周，并一度取胜，这一行动引起了周王室朝野的恐慌。 鄂侯驭方为什么要 “叛周”？是先世鄂侯“瞗”的基因发挥了作用，想先下手为强，以避免先祖被杀制成肉干的厄运？还是从周文王（西伯姬昌）积蓄力量、周武王举兵灭商的故事中受到启发，以为自己已经足够强大到可以代周而立？这些，已无从考证。但鄂侯驭方与周武王举兵的结局，却是天壤之别的。 鄂侯驭方的力量是强大的，虽然还不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但南淮夷和东夷部落的出兵响应，已足以证明鄂侯驭方的影响力，鄂侯与淮夷东夷联军，声势浩大，气势凶猛，一直打到东都成周(今洛阳市东白马寺一带)附近。 而此时的西周王朝，虽说国力日渐衰弱，但却腐而未朽。周厉王动用了他的精锐部队西六师与殷八师平叛。这场战争打得相当艰苦，未能很快获胜，故后来又命令武公派遣禹率百乘之师前往督军助战。鄂侯驭方的反叛，使周厉王恼羞成怒，《禹鼎》铭文中两次强调了周王“扑伐噩侯驭方，勿遗寿幼”的命令。 结果，鄂侯驭方被生俘，并招至灭国之灾。从此，鄂（噩）国、鄂（噩）侯驭方不再见于史籍了。 西周灭了鄂（噩）国，而西周早年分封在随的姬姓随（曾）侯，于是取代了鄂侯的位置，逐步成为显赫一方的“汉东大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