擂鼓墩一号墓、二号墓的相继发现，勾勒出战国时代曾随由盛而衰的历史轨迹，和楚风东渐而随韵犹存的地域特征与文化个性。从此，作为一方诸侯的古代曾随，逐渐融入历史的长河中，但其南北交融的个性特征，却始终鲜明。 擂鼓墩二号墓的发现 擂鼓墩上有两个小山坡，一个叫东团坡，一个叫西团坡。1977年，在东团坡上发现了曾侯乙墓，而在4年之后，在西团坡上又有了新的发现。 1981年7月30日上午，驻擂鼓墩的解放军某部，在擂鼓墩西团坡的电镀车间前栽电线杆时挖出了文物，立即报告随州市政府。次日上午，考古工作者进行现场勘查。通过对墓葬的形制、填土及出土的7件青铜器 (青铜鼎、盥缶、盘、?、炭盆、箕、钩形器)综合分析，判定为战国墓葬。 因该地军营建设曾经被平整过，此墓有无封土堆已无法确知。为了查明这一情况，考古工作者到当地驻军基建资料室查阅档案，并走访当地年长的老农，通过调查得知，此墓所在地，在1965年部队驻扎以前，其自然风貌还保存完好。1977年部队为了兴建炮修车间，将东团坡上的小山岗推掉13米，从而发现了曾侯乙墓。1979年该部为扩建营房，又将西团坡上的小山岗推掉了大约五六米，兴建了电镀车间。1981年为了给电镀车间通电，在栽电线杆时，发现了该墓。这个山岗被当地人称为西团坡，因而推测二号墓原来是有封土堆的。 1981年8月1日，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开始。经钻探得知，椁室已倒塌，棺木已腐烂。在扰乱沟的范围内清理出料珠、陶豆盘、玉羊、玉兔、玉塞、绿松石穿孔珠和石璧，还发现了1件铁铲形器，推测为早年盗墓贼所留。随着填土的不断下降，一些大件的青铜礼器显露出来。原来扰乱沟在主棺范围内，才得以使这些青铜重器保留下来。 二号墓的随葬物十分丰富，保存相对完整的共计449件。按其质地可分为青铜器、玉石器、陶器、角器、料器、蚌器和铅锡器。其中青铜器328件，占出土遗物总量的73.1%;根据遗物的用途可分为礼器、乐器、生活用器、车马器、饰件和丧葬用器。 但考古工作者却遇到了一个难题：该墓的墓主人是谁，他具体生活在什么年代？ 墓主人棺椁已腐朽，仅存痕迹。主棺棺痕范围内也只残存人骨痕迹，附近有玉器和白色穿孔蚌饰。而出土遗物中仅在1件铜上铸有“盛君萦之……”几个字的铭文，此外没有能确定该墓年代和墓主身份的文字资料。 末世曾侯拼凑的奢华 二号墓的出土遗物有早晚之别，既有春秋晚期的风格，也有战国早期到战国中期的特点，特别是与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的一些器物极为接近。考古工作者通过分析墓葬形制、器物组合、纹饰特征，以及与曾侯乙墓的相邻关系等，推断此墓的年代在战国早期偏晚至战国中期偏早之间。与曾侯乙墓相邻，规模较大，都出有九鼎八簋，时代又相差不远，应属曾国国君墓。 战国时期虽已僭越于旧用鼎制度，但高规格的九鼎八簋仍可表明其身份等级。该墓还出土乐器和附件71件，其中有编钟一套36件、编磐一套12件、建鼓座1件、甬钟挂钩22件。东周时期，九鼎八簋和编钟都是礼乐器中的重器，是反映墓主人身份等级的重要标志。该墓和曾侯乙墓都在擂鼓墩古墓群范围内，坐落在属同一岗地的相对独立的两个山坡上，曾侯乙墓在东团坡，该墓在西团坡，各有其独立性，符合所谓“唯我独尊”原则，因此，其墓主人的地位不一定比曾侯乙低。而曾侯乙墓规模大，该墓规模较小，表明曾侯乙时代处在曾国的兴盛期，该墓处在没落期，其所出青铜礼器数量与曾侯乙墓基本相当，在器物特征方面也表现出与曾侯乙墓的相承关系，但精致程度已远远不如曾侯乙墓，反映了曾国国力的衰退。 二号墓出土的青铜器中，其器形、纹饰均有差异，不像曾侯乙墓的那样既整齐划一，又精美绝伦。铸范痕迹明显，有的甚至未经任何加工，给人以粗制滥造、拼凑而成的感觉。其甬钟的数量和规模都仅次于曾侯乙墓，体现了墓主人的尊贵。但其中24件为半成品，12件小甬钟钟体内腔未经任何修整和磨砺。从出土的22件钟钩来看，36件甬钟中可能有22件在下葬前曾悬挂过，其他14件可能是临时铸造配齐后下葬的，且未随葬钟架和磐架。 从二号墓的用鼎制度和钟、磐的轩悬方式所反映出的礼制，都充分说明墓主的等级应为诸侯。但此时，楚国国势强大，疆域不断扩张，曾国逐渐衰落，可能已沦为徒有其名的楚之附庸。 南北交融的文化特征 墓主人使用了升鼎与方座簋、牛形钮盖鼎与簋、钟与罄等配制。在升鼎与方座簋的组合中，升鼎在战国时期已成为典型的楚器，但双耳方座簋却是周式簋的传统形态。 使用周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充分说明曾随文化与中原文化源远流长的渊源关系，同时也反映出曾随上层贵族恪守周礼、维系宗法礼制的思想，可见其青铜器及青铜器所体现的礼制，贯穿于曾随文化的始终，与中原文化一脉相承。即使到了战国中期成为楚之附庸以后，受到楚文化的冲击，仍不失中原文化遗风。 擂鼓墩古墓群及其周边曾国墓葬的形制和出土遗物最能体现东周时期曾随文化特征。 铜敦是楚文化的典型器物，在二号墓和曾侯乙墓中均未见到。楚墓中多出青铜剑，是楚人喜欢用剑陪葬的习俗所致，而曾侯乙墓出土400多件兵器，竟然不见一件铜剑，二号墓及其他曾(随)国墓葬中也未随葬铜剑，应是曾文化的一大特征。1983年在吴家湾墓地发掘的30座战国中晚期墓葬中，有13座墓葬随葬铜剑，吴家湾M13属于中型墓葬，出土遗物组合为鼎、敦、壶，具有楚文化特征，应是楚灭曾后的曾人墓葬，只是所体现出的文化特征被楚化而已。 曾国铜器在春秋早、中期仍与中原器制有密切关系，至春秋晚期鼎等器类已与楚国铜器有较多共同点，战国中晚期楚器中的平底束腰鼎可能是源于曾国，其渊源可追溯到春秋早期的曾国铜器。这说明在春秋中晚期，曾随与楚国在文化上开始交融。春秋中期以后曾国升鼎己逐步成为楚文化的典型器，即所谓的“楚式鼎”。二号墓出土的这种鼎，是在具备了曾随自身特点的同时，又受到楚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安徽寿县出土2件曾姬无癅壶，是楚声王夫人曾姬无癅之器，作于楚宣王二十六年 (公元前344年)。楚声王以曾国女子为姬，说明在楚声王之世，曾国尚存，虽已为楚之附庸，但仍是与楚联姻的国家，并未灭亡。 末世曾国虽日渐衰落，但青铜器的制作仍保持相当大的规模。 中国科技大学科技考古系作泥芯化学成分检测后证明，擂鼓墩二号墓的青铜器群是在随枣地区或附近地区铸造的，其地理位置可能在今随州至枣阳的范围内。说明曾国当时在当地有着自己的青铜范铸作坊，并离都城较近，且规模是相当庞大的。能够成组、批量铸制如擂鼓墩二号墓青铜器群的范铸作坊，其各种技工人员的数量，应在数十人甚至近百人。范铸技术与中原同步，说明曾国在对外交流方面，起码在青铜器的范铸工艺技术方面，一点也没有落后于中原地区。 楚风东渐的擂鼓墩 作为一方诸侯的古代曾随，逐渐融入历史的长河中。而长眠于地下的一代代曾侯，却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们的长眠之地，竟会被后人演绎为楚王擂鼓的地方。 “擂鼓墩”作为一个地名，源于一段传说。相传楚庄王九年(公元前605年)，楚令尹斗越椒趁楚庄王率军攻打随国之机，发动叛乱。庄王攻随城不下，此时，背后又有叛军袭来。危难之时，有人推荐了小将养由基，说他有百步穿杨之功。楚庄王叫养由基当场演示，这时，恰好天上飞来一群大雁，养由基一箭将领头雁射落下来，并正中大雁咽喉，楚庄王大喜，封之为帅。第二天，庄王率军与叛军对阵，养由基同斗越椒比箭，斗越椒先发三箭都未射中养由基，而养由基一箭就射中了斗越椒咽喉，叛军大乱。楚庄王亲自擂起战鼓，全歼叛军。而庄王擂鼓的地方得名为擂鼓墩，并流传至今。 楚庄王攻打随国，于史无载。而其为平定叛军亲自擂鼓助威的故事，则广为流传。或许是后世随人仰慕他作为 “春秋五霸”、曾“问鼎中原”的赫赫威名，将其擂鼓的地点“定位”于随。因而，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楚风东渐，日益深入人心了。 曾随并于楚国，从“随侯珠”的传说中，也透露出许多意味深长的信息。 “随侯珠”与“和氏璧”并称为“春秋二宝”。传说随侯在一次出游途中看见一条受伤的大蛇在路旁痛苦万分，心生恻隐，令人给蛇敷药包扎，放归草丛。这条大蛇痊愈后衔一颗夜明珠来到随侯住处，说：“我乃龙王之子，感君救命之恩，特来报德。”这就是被称作“灵蛇之珠”的随侯珠。 关于随侯珠的记载颇多。《搜神记》描述：“径盈寸，纯白而夜光，可以烛室。”《淮南子》：“随侯之珠，卞和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贫。”张衡《西京赋》：“流悬黎之夜光，缀随珠以为烛。”李白：“彼美汉东国，川藏明月辉。宁知丧乱后，更有一珠归。” 随侯珠名声在外，自然随着曾随的衰落，落入楚王之手。公元前350年左右，楚宣王得知秦派使者观看楚国的宝器，便召令尹子西问道：“秦欲观楚之宝器，吾和氏之璧、随侯之珠，可以示诸？”由此可见随侯珠确实流落楚国。 公元前223年，秦灭楚。随侯珠这样的国宝，自然又被秦始皇拥有。李斯的《谏逐客书》中说：“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随侯珠从秦始皇以后便无下文。有人考证，随侯珠随秦始皇殉葬，在墓室“以代膏烛”。 曾随并于楚，楚并于秦……百川归海，方成就中华民族洋洋大观的文化传统。“曾侯钟”、“随侯珠”是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贡献，也是随州南北交融、兼收并蓄个性特征的体现，其精神值得我们发扬光大。 随州日报 记者 张顺 |
